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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拥共建·迎华诞”——楚 雄 群 英 谱
发布时间:2021-07-06 10:02:11来源:责任编辑:钟国涵作者:秦迩殊

绿荫掩映下的赭红色群英浮雕显得庄严肃穆,每年清明,西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聚集不少前来瞻仰悼念的人们,用敬献鲜花和默哀方式寄托对革命英烈们的哀思、缅怀。解放战争的硝烟早已消散,继承先烈遗志的人们踏着洒满革命先辈鲜血的道路昂然向前,走上全民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可是啊,人们无法忘记那一个个迎着炮火冲锋的背影,那一具具为了战争胜利而倒下的血肉之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啊,那正值青春年华的英雄男儿,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刚毅面孔。幸存下来的老兵穿着整洁的军装、胸前挂满军功章来到纪念碑前敬礼仰望,手指眷恋地抚摸着镌刻有战友名字的英烈墙,眼眶里溢满泪水,嘴角微微颤抖着,目光寻找着熟悉的名字,喃喃低语。偶然遇到的此情此景,常常让人止不住热泪长流。我们没有忘记,永远也不会忘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那些为了这一闪光理想而慷慨就义的革命先烈们。红军长征过楚雄纪念碑位于楚雄市西山上,1985年12月1日奠基,1986年4月15日建成。这块纪念碑是1985年4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过楚雄五十周年由楚雄军分区、解放军驻楚部队、解放军79医院和武警楚雄支队联合兴建的。纪念碑坐西向东,高12米,呈方塔状。正面用大理石镶嵌,上面镌刻着毛泽东的亲笔题词“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十四个熠熠生辉的金字。基座长4.5米,宽2.86米,基座右侧嵌有一大理石《红军过楚雄五十周年纪念碑》碑文,四周建有围栏,种植了柏树。

1998年3月,中共楚雄市委、楚雄市人民政府将纪念碑命名为楚雄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七一”建党节前夕,中共楚雄州委又将该纪念碑命名为首批“楚雄州党员教育基地”。楚雄市具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为充分挖掘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传承革命历史文化,继承和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激励全市人民奋发图强,不断创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楚雄市委、市政府精心规划,几易其址,于2010年3月在西山高顶寺旧址开工建设西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1年1月竣工,总投资约550万元,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 

西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楚雄市的一座丰碑,是集教育、观赏、休闲、游览为一体的人文景观,北临峨碌公园游道,南临山体,与红军长征过楚雄纪念碑相毗邻,周围树木茂密,自然风光优美。整个教育基地分为五个功能分区:A区为休闲过渡区,建设了凉亭、长廊等公共设施;B区为中心广场区,革命烈士陈海、王金英纪念雕像及英烈墙坐落其中,英烈墙镌刻着559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和英雄模范人物的姓名、年龄和籍贯,两层广场错落有致,形成仰视效果,增强了纪念雕像的庄严感;C区为浮雕墙放置区域,同时建造了楚雄市革命老区暨“边纵八支队”英雄纪念碑,10组浮雕展现了建党以来楚雄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场景;D区和E区为功能配套区。此外,还建设了悼念广场、休闲长廊、文字展示栏、凉亭、管理用房等设施。整个革命设施铭记了边纵八支队,陈海、王金英烈士,红军长征过楚雄,抗日战争等光荣历史。革命红色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历经磨难、追求真理的精神结晶,是中国共产党人永葆革命青春和先进性的重要思想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历久弥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革命红色文化是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也是不断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主题,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当下,更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伟大的征程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于1935年5月和1936年4月先后两次经过楚雄地区八个县、市,分别从云南禄劝皎平渡、丽江石鼓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境内,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两路红军三条线路,长征经过楚雄地区的8个县、市,历时18天,行程1300多公里。所到之处,红军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在楚雄地区各族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楚雄地区的传播,为后来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和党组织在楚雄地区领导开展革命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被动形势和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被迫率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分别自瑞金、于都地区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11月,转战于湘鄂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第二方面军),在完成了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务后,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撤出苏区,开始长征。1936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在贺龙、肖克的带领下,从富民进入禄丰县境,然后兵分两路,挥师西进。

4月13日,红二、六军团通过级山坡进入楚雄县饱满街,然后分兵沿滇缅公路及龙川江沿岸到达楚雄城东郊小河口和北郊孙家河边腾家石坝隐蔽驻扎。14日,分三路包围楚雄城,一路进占城北门外的飞机场;一路占领东门外制高点大山顶(今花果山);一路沿龙川江迂回到西菜园,占领古山寺和高顶寺高地。15日,红军占领了大西门外附近的碉堡及其他掩护设施后,在古山寺高地和大山顶(今花果山)的火力掩护下,由东西两城门冲进城内,攻克楚雄城。楚雄城乃滇西重镇,屏蔽省垣,素有重兵把守,云南省政府在这里设有团练分处,加强防务。红军到来前夕,楚雄团务督练分处根据云南省主席龙云加强防务、堵截红军的命令,在县保卫团部召集各界联席会议,成立楚雄县临时防共委员会,李毓萱任委员长,李世昌、马颿任副委员长,下设总务、宣传、侦察、粮秣组。红军进入罗次、禄丰,李毓萱奉命到大姚负责江防,楚雄城防由马颿负责。 楚雄城内仅有180余名常备队,遂从各乡镇调集千余名壮丁进城,日夜赶修工事碉堡,且手执棍棒长矛助威,踞城顽抗。无论敌人控制如何严密,城内仍有中共党组织在活动。红军到来之前,中共楚雄地下党支部在西山开会,研究如何配合红军攻城。

决定由支部书记张承恺与红军联系,楚雄县常备队分队长、中共党小组长陈世昌(陈茂吉)策应红军攻城,党员杨宝荣带领楚雄中学进步学生打开东城门,让红军进城。4月15日清晨,红军攻城部队从城郊的小河口顺龙川江疾进,抄到楚雄城西边,占领了古山寺,紧接着从西菜园进入城墙外的古山街。这时,土豪劣绅和地主恶霸早已躲了起来,一些居民也因国民党反动派的造谣,一时不明真相而关门闭户不敢出门。红军看见许多地方关门闭户,就轻手轻脚地坐在石铺台上休息。一个肩挎盒子枪的红军看见“长辛马店”的牌子,犹豫一阵,开口喊:“老板在家吗?”无人应声。他便带上几个人从小门进了院子。马店是姜美珠家租房开张维持生活的。当时姜美珠二十九岁,公婆让她在家看守。红军见只她一个女人在,怕惊吓到她,礼貌地问:“老板娘,我们借你家歇一下行不行?”“你们要住就住吧。”

姜美珠胆怯地说。“请你把大门打开。”门开了,十几个红军战士排队进到院子里,坐在屋檐下休息。姜美珠好奇地打量着红军战士,发现他们都很疲惫憔悴,像是走了很远的路途。她警惕地观察着这群带枪的大兵,只见他们规规矩矩,没有半点越线之举,心里的紧张才逐渐消除一些。“老板娘,我们想烧点开水解解渴,请你帮我们弄一点柴,行吗?”红军用商量的语气对姜美珠说。姜美珠从柴房抱来木柴,帮助红军烧起火来。她一边烧火一边想:“我家开了这么多年的马店,日日夜夜不知接待过多少人,有无数过往客商,也有军队,但从来没有像红军这么和气,这么守规矩的。那些国民党军队一个个凶神恶煞,一进门就嚷着要这要那,拿慢了还要拳打脚踢。现在这些红军,一不进房,二不拿群众的东西,做什么事都要同主人商量,征得主人同意。真是不一样。”

姜美珠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的宣传不对头,觉得红军是好人,是穷人的队伍。她逐渐打消了顾虑,和红军战士们交谈起来。左邻右舍的人家听到姜美珠家安然无事,也大胆地把门打开,让红军进家歇息。一时间,“红军不惹老百姓”“红军是好人”的消息一家传一家,整个古山街又热闹起来,不少居民还主动给红军挑水、做饭。姜美珠热情地为红军煮好饭,又从家里拿出豆瓣酱、水腌菜、卤腐等咸菜给红军吃,红军也热情地请她一起吃饭。红军战士还问她从哪里容易攻城?

她根据自己的印象和了解,向红军介绍了楚雄城周围的地形。当红军寻找梯子攻城时,她又从家里抬出一架长梯给红军。下午两点多钟,红军攻城开始了,经过几小时的战斗,红军突破缺口,攻入城内。当胜利的消息传来时,留在院子里的红军战士们乐哈哈地翘起大拇指称赞她:“你指点的方向对呀!”16日早晨,红军队伍要离开楚雄城时,一个红军对姜美珠说:“吃了你家的咸菜,又烧了你家的柴,我们要付钱给你。”姜美珠没有想到红军这么认真,执意不收。红军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武装,不能白用老百姓的东西,应该照付才行。”说着硬是塞了三块银元给她。上午八时许,红军首先占领了大西门外附近的碉堡及其他掩护设施,进一步做好攻城准备。马颿眼看红军已铁桶般地将楚雄城团团围住,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发电向龙云求救。龙云得知楚雄势危,一面令马颿顶住,一面派飞机增援。

其实,此时龙云身边兵力空虚,无兵可派,只得故作姿态虚张声势,派飞机进行恫吓。狡猾的马颿在向龙云求援之时,又派人出城与红军交涉,想拖延红军攻城的时间,以待援兵。红军识破了马颿的花招,下午三时许,红军指挥部发出了攻城的号令,随着古山寺附近的几声炮响,总攻开始了。红军攻城开始后,敌机也飞临楚雄上空,在东门外匆匆投下几枚炸弹,盘旋一圈便掉头飞去。当敌机飞走后,红军即从三面同时向楚雄城发起猛攻。为了迅速攻下城池,红军在三面进攻的同时,有意加强了西门的攻势,造成守敌以为红军主攻西门的错觉。马颿果然把注意力转向西门,加强了西门的防守力量。正在西城督战的朱寿恒不许守城兵丁离开城楼一步,一边持枪督战,一边高声叫嚷:“要死守城门,无论如何要守到天黑!”这时,一颗飞弹正中朱寿恒,当场将他炸死。兵丁们一看长官死了,西门顿时大乱。

红十二团的攻势愈加猛烈,在古山寺高地火力的掩护下,红军战士攻到城墙下,架起了云梯,眼看就要破城而入。 西门的战况吓坏了马颿,他连忙从东城和北城调集兵丁增援西门。与此同时,红十一团组成了一支突击队靠近东城,在大山顶(现花果山)高地机枪的掩护下,架梯猛攻。东城内,中共地下党员、县常备队分队长陈世昌按事先的约定,以白巾示意,率队朝天放枪,主动弃守雁塔山高地,红十一团突击队攻占了东门,紧接着,西门也被红十二团攻下,红军战士由东西两城门冲进城内。正在北门督战的马颿还在狂喊着:“顶住,孙渡纵队很快就要到楚雄了。”团丁向他报告:“东西门失守。”马颿见大势已去,慌忙带了几名团丁逃出城外。红军战士跟踪追击,追到楚雄城外的北边官屯将其击毙。红军占领了楚雄城,死守北门的敌城防司令部团总徐朝梁,见城破无路可逃,情急之中跳下城墙逃命跌伤了腰,被红军当场抓获,拖去游街示众后,带到镇南县沙桥处决。

下午六时左右,攻城战斗结束。此战毙敌17名,俘敌40余人,缴获枪支120余支,弹药2700多发及大批军用物资。红军牺牲3人,其中有一名排长。  红军入城后,砸开监狱,释放被关押的无辜群众230人,打开官仓,将粮食和没收的地霸奸商财物分给穷苦群众;在街头写满“打倒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标语,宣传红军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在红军进攻楚雄城的同时,滇军鲁道源旅尾追红军到饱满街、田心一带,与红军第六师发生激战。红军打死敌排长一名,打死打伤敌人数名,击退了尾追之敌。战斗中红军牺牲13人,受伤流落下来的红军,有4名被当地地主恶霸杀害。 

当夜两点钟,红军撤离饱满街继续向西进发。在饱满街作战受伤的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三营十一连班长龚永发(陕西蒲城县人,19岁参加红军),在4月16日,红二、六军团离开楚雄城时因伤掉队,经过东瓜镇车坪村委会朱家村时,被村民收留安置在村里养伤,村民精心护理四个月伤情痊愈后去找寻部队。

4月16日上午,红军撤离楚雄,向镇南挺进。红二、六军团的一支队伍来到了吕合太邑村,村里的地主富户早已闻风而逃。留在村里看家的贫苦农民们带着惊疑恐惧的神情站在家门口观看。红军进村后,没有一人随便进入老百姓的家门,而是三五成群地在大树下和坝塘边休息,十多个手持铁桶和刷子的战士分头在土墙上写标语,有的还热情地向村民宣传红军的纪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阴谋。经过宣传,村民们才知道,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工农的武装,此行是为了北上抗日。于是,有的忙着到山上喊躲藏的妇女、儿童回村,有的忙着替红军烧水做饭,有的和红军战士亲切交谈。红军人多,村里住不下,几百个红军战士便背上行李住宿在村边的山上。贫苦农民李正举左拉右扯,才把十多个红军迎进家里,正要忙着烧水做饭,一个背着短枪的红军要他先把村里的群众找来开会。不一会,农民群众先先后后来到李正举家楼上。这位红军先向大家说明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帮助穷人闹翻身的军队。随后从身上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问大家:“你们村里有没有王发科、李大才、李正书三个人?”大家说有。红军战士请大家介绍这三人的情况,并对他们的家境和政治情况作了核对。最后,这位红军对大家说:“你们跟我到李大才家背谷子去!”

说着,叫了几个红军战士,请村民苏应珍带路,来到地主李大才家,把他家的谷仓打开,并杀了他家的一头肥猪,把粮食和猪肉分给群众,在李家搜出一支毛瑟枪。正当大家忙着开仓放粮、杀猪济困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红军中两位伤员因伤势过重牺牲了。李正举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即领着红军战士到家里,把自己备用的棺材抬出来,连同红军从地主家没收来的一口棺材,约上李正德、李朝相等人,连夜把烈士埋在村前的红家山上。

2001年,当地党委、政府在此重修无名红军烈士墓、新建红军烈士纪念碑。离开楚雄城后,一队红军浩浩荡荡地从永安乡车坪朱家村经过,一直持续了六、七个钟头,队伍后尾才消失在龙川江上游。太阳落山了,楚雄坝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村子里到处谈论着刚刚离去的红军,谈论他们的义举。胡朝定吃完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正在谈论着红军。突然,一位年轻军人出现在他家门口。只见他军衣褴褛,步履艰难,一副极度虚弱的样子,吃力地扶靠在门框上。看见有人,开口说自己是红军,昨天下去在饱满街和敌人作战时负了重伤,掉队后又挣扎着走到这里,请求进屋休息。听说是红军,胡朝定一家连忙把他扶进家里,让他坐下休息。一家人围着受伤的红军关切地问候。可战士受伤太重,吃不下东西。胡朝定连忙查看伤势,见他身上到处都是伤痕,胸部两边各中一枪,还在不停地流血。胡朝定为他细心洗尽全身血渍后,又替他包扎好伤口,才让他躺下休息。为了防止敌人搜查,胡朝定一家连夜在柴房里搭了个窝棚,把伤员安置在那里。又到数里外找名医买来消炎治伤的药,每天仔细给他敷好,及时清理创口。七、八天,伤员的伤势开始好转。为了安全起见,胡朝定又把他转移到家里的草楼上精心护理。一个月后,伤员能自己单独活动了。一天,他拉着胡朝定的手,似乎有难言之隐。经过胡朝定耐心劝解安慰,他才说,住了那么长时间,劳累了他们一家,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想去找部队。胡朝定一听急了,他的伤还没有痊愈,况且外边追查搜捕红军遗留人员的风声又紧,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待他平静下来后,胡朝定一家和他拉家常,才知道他是陕西蒲城县人,叫龚永发,十九岁就参加了红军,在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六团三营十一连任班长。并对胡朝定一家说,他们救了他,他永远也忘不了。

又过了三个月,龚永发的伤痊愈了,他归队的心情更加急切了。见无法再挽留他,胡朝定一家给他准备了米、面和肉,含泪将他送上路。告别时,龚永发激动地拉着胡朝定的手,泪水在眼里打转,哽咽着,半天说不出话。许久,才一再表示对胡家的感激之情,说找到部队后给他们来信。可胡朝定知道,他这一去,吉凶难料,还要经受不知多少苦难。他也没有收到过龚永发的来信。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两次过楚雄,在频繁战斗、连续行军的征程中,坚决执行了“宣传队”、“播种机”的政治任务,在经过楚雄的途中,红军在这块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革命道理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闹革命。中央红军在沿途的许多村寨,书写了许多革命标语,绘制了一些宣传壁画。 “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彝民们同红军联合打龙云去!” “红军是工农兵!”“打倒旧政府,解除人民苦!”“武装暴动起来,实行不交租、不纳税!”“工农暴动起来,不交一个钱捐税给区公所!”“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不要一针一线!”“白军兄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军阀龙(云)!”“官兵平等,反对白军官长打骂士兵!”“不替卖国贼打仗,当红军打日本去!”等标语。红军在楚雄地区行军作战中书写的革命标语反映了楚雄地区各族人民的心声,被群众长期保护下来,如今还清晰可见。

人民群众编了一首赞颂红军的歌谣,在民间流传开来:“三月里来是清明,红军长征过楚雄。活捉了徐团总,打死了朱寿恒,追到北官屯,县长马砜丧了命,杀猪(朱)宰马办大席(徐),消灭三霸快人心!”听着有关红军长征过楚雄的故事,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战场上红军攻克楚雄的枪炮声,看到了红军进城时老百姓的欢呼声,油然而生了一种自豪感。红军宣传队用演讲、演戏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元谋县城,红军表演了抗日救国活报剧、红军押着“日本鬼子”游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红军不仅用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革命道理,而且用自身的行动影响群众。红军每到一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受群众欢迎。中央红军到达楚雄地区后,不惊民,不扰民。无论刮风下雨,蚊叮虫咬,都不入民房,在街道屋檐下,村寨场坝里宿营。红军向老百姓借东西,用后如数归还,损坏照价赔偿。向群众借东西时,每借一件就交给物主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所借物品名称,归还物主时收回木牌,若有损坏,照价赔偿。红军的革命火种在楚雄大地上播下,使得更多的人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加速了解放的进程,同时也使得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在劳苦大众中广泛传播开来,为以后党在楚雄地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起了示范作用,在楚雄乃至全省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时,有红军长征所产生的长征精神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践行长征精神中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红军精神的鼓舞下,楚雄地区掀起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青年学生在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一批骨干分子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抗日民族先锋队。他们团结社会各界进步人士,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八年抗战中,楚雄地区有25000多人投奔抗战第一线,439名青年学生参加青年远征军。数万楚雄青年随部队前后转战鲁南、华中、滇中和缅甸,直接与日寇浴血奋战,为国捐躯者达2418人,其中台儿庄战役牺牲1258人。

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楚雄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盟军对中国的援助,封锁了中国北方及沿海的水陆通道,由此云南成为抗战大后方,滇缅公路成为当时陆地上的主要国际通道,外国援助的战略物资都要通过此路源源不断的运入中国内地。1937年11月,云南省政府紧急拨款200万元,计划用一年时间修筑滇缅公路(起至云南昆明,经楚雄、大理、保山、德宏,连接缅甸北部城市密支那)。为保证这一西南大通道的修建,1937至1938年,楚雄境内各县先后征调民工4万余人,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禄丰至祥云云南驿段202公里的过境路段。数万民工面对高山绝壁,在没有任何现代机械设备的情况下,用锤子、钻子、锄头和扁担不分昼夜地苦干,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为全线950公里的滇缅公路在8个月内全线贯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为了保证军事运输的需要,1940年至1943年,先后三次对滇缅公路进行了扩建、改建,楚雄地区各县又先后上阵3.25万人参加了工程的改建和扩建。 

 1938年秋,由于通车不久的滇缅公路负荷沉重,已不能满足军事运输需要,国民政府筹借款项,在昆明成立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决定修建从云南昆明经滇西出境缅甸的滇缅铁路。1938年至1939年滇缅铁路楚雄境内段开工之时,罗次、禄丰、广通、盐兴、楚雄、牟定、镇南、姚安等8县共征调民工3万多人投入修筑路基工程。1939年12月,滇缅铁路第二次开工之时,仅牟定一地就征调民工4000多人参加了一平浪段的施工。此外,牟定、永仁、楚雄、双柏、镇南、姚安6县还征调民工参与了至萨尔温江两岸路基工程的施工。在修建滇缅铁路的过程中,楚雄境内各县先后组织民工投工3次,总计达七八万人次,死亡数百人。公路、铁路、机场等军事设施的修建,保证了抗战时期军用、民用物资的运输。在修建这些军事工程时,各县人民群众负担之重,牺牲之大是历史上少有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楚雄人民对保证西南战略通道和机场的军运畅通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是巨大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云南成为全国抗战的后方基地,一批军政机关和学校陆续迁至楚雄。

1942年8月,日军侵占腾冲、龙陵等8县,楚雄成为滇西抗日前线的前沿,一时之间各路大军云集楚雄。为了满足军需民食,1937年至1940年,全地区田赋、捐税等负担逐年增加。1941年征集军粮(稻谷)0.6万公石,次年增到5.83万公石,1943年猛增到18.7万公石。当时的楚雄城,大军云集成了一座兵城,除地方军队驻扎以外,相继有滇军第5旅、滇军第6旅、宪兵连、53军348团、高炮49团3营、陆军54军198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美国空军招待所等军队和军事机构驻扎,兵员达数万,过往兵员更是不计其数。数万军队,除粮食供应按令调拨外,大部分副食、蔬菜、柴草、草席、木料、工具等都由楚雄县摊派供应。  征集兵员,组织、扩大、补充抗日军队,是楚雄地区各县人民对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又一突出贡献。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楚雄地区征集入伍兵员达25743人。在抗日战争中,仅南华、大姚、楚雄、姚安、牟定、武定6个县就牺牲将士2418人,涌现出了莫肇衡、黄人钦、潘尔伯、王树云、李玉林、和中立等一批抗战英雄。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和不屈民族意志的感召下,楚雄人民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为捍卫祖国尊严,抗击日本侵略者,作出了不懈努力和巨大的牺牲。英雄的队伍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实现独霸天下的目的,依仗美国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集中大批正规军投入主战场。为了扩充军粮、军费和兵源,国民党加强在其统治区实施征兵、征粮和征税的暴政。中共中央迅速调整了国统区的战略部署,要求敌后各地下党组织要抓住国民党后方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反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情绪,“依靠群众,大胆细心地发动群众,既勇敢又谨慎地领导斗争,在斗争中建立和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农村游击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工委相继派出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深入到各地农村,开展建立农村据点和统一战线,发动各族群众进行反“三征” 斗争的工作。

1948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相继派出民青成员普之宝、普载兴、童景明、黄承明、李兴才随共产党员邓如松到祥云开展工作。他们在祥云中学分校和附近农村发展20余人加入“民青”组织,并在镇南、楚雄、下关、云南驿等地建立党的工作据点,做进步爱国人士李鉴洲的工作。5月,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安排滇西工委书记黄平去祥云做争取李鉴洲的工作。8月黄平找到转移到蒙化县(今大理南涧县和巍山县)的黄承明弄清李鉴洲的情况后,决定亲自到下庄街会晤李鉴洲,并同李鉴洲一起到镇南(今楚雄南华县)山区考察。此时的南山区“抗铲”高潮此起彼伏,自发的“抗铲” 武装遍及全区。黄平与“抗铲”武装领导人广泛接触后认为,“抗铲”武装多数被上层控制,政治情况复杂,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党不能依靠这样的武装搞革命;但“抗铲队”是民众武装,要采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争取他们参加到反蒋统一战线中来。为此,黄平指示要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建立和发展农会,创建游击根据地,并亲自起草了《农民反抗斗争会组织章程》。黄平的上述意见和他起草的《章程》,对建立南山根据地,对发展壮大滇西人民武装力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接着,党组织对南山区少数民族的多股“抗铲”武装,采取不同的方针进行了团结改造。争取上层,发动基层群众,团结改造“抗铲”武装;派干部进去,把“抗铲”斗争引向反“三征” 斗争,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由李鉴洲负责组建武装,由普之宝以乡长的合法身份负责组织“请求免征委员会”进行合法斗争。 

 10月,滇西地区党组织根据省工委“利用上层,发展下层,充分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创造条件”的指示精神,对滇西地区的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决定:一是由李鉴洲出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参加反蒋统一战线,在他们的掩护下开展基层工作;二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并发布了《发展农抗会的决定》,指出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根据这一精神,滇西地区党组织抽调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青年深入到祥云、弥渡、镇南、姚安、蒙化等县的边远山区,组织领导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三征”斗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以反“三征”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运动在滇西地区蓬勃兴起,党领导开展的这些工作,为创立滇西人民自卫团乃至边纵八支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10月9日,镇南英武乡“抗铲队”领导人罗宗荣、起贤亲及楚雄哨区“抗铲队”领导人丁锡功,在镇南玉屏乡童开相家被镇南民众自卫总队逮捕,在押往县城途中被当地“抗铲队”救出。接着“抗铲队”与李鉴洲派去的武装小队配合,围攻了驻防五街的镇南县常备中队,击毙分队长邓德亮。 11月中旬,经滇西工委委员廖新伦和普之宝研究,决定由刘光寿率领24名武装人员,在姚安境内的黄泥丫伏击敌人。我武装人员当场击毙敌人领队,解救了丽江团管区在祥云抓的150名新兵,缴获步枪8 支。这两次与敌人的武装冲突,把滇西地区的反“三征”斗争引向了深入,同时揭开了滇西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随着滇西地区党组织的不断建立和巩固,随着农会组织的不断建立,随着反“三征”斗争的深入发展,滇西地区形成了无数小块游击根据地。用革命的武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迎接全国解放,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为此,滇西地委祥云分委根据云南省工委“滇西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已经成熟”的指示,决定开始着手组建党的武装。

1949年1月12日,祥云分委从农抗会员中挑选了40余名青壮年积极分子,在祥云大仓集中办训练班,由陈家震领导开展军政训练。训练班主要开展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的教育,目的是让受训人员明白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区别。不久,李鉴洲带领9名武装人员、祥中分校教师杨湘带领30余名进步师生先后到达金旦,与大仓集训骨干汇合,组建起一个武工队和一个政工队。

1949年1月武工队成立后,根据省工委“隐蔽活动,积蓄力量”的指示,采取了“争取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反动地霸和土匪,以激发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壮大武装力量,为创建游击根据地创造条件”策略,迅速发展农会组织。6月,云南省工委在听取了滇西人民自卫团政委陈家震的工作汇报后强调:目前武装斗争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过去是放手小搞,准备大搞,现在要放手大搞,打开新的局面。”陈家震回到祥云后,于7 月在祥中分校召开党的干部扩大会议,传达省工委指示,并制定了滇西人民自卫团扩大武装斗争的行动计划:一是与兄弟部队配合,攻克宾川县城,打通滇西通道,使滇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扩大边纵部队回旋余地。二是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和入党条件,加大发展党员力度,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党的各级组织。三是在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进一步巩固根据地。为使部队尽快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滇西人民自卫团总部决定将所属部队集中到祥云禾甸新街整训。7 月11日,滇西人民自卫团一、二、三支队首次在新街会师,接受总部关于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光荣传统的教育,提高部队政治素质。9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接受蒋介石的条件,在昆明大肆逮捕进步人士,同时成立滇东南、滇中、滇西3个“剿匪指挥部”,策划对边纵部队发动清剿。9月下旬,总部在祥云鹿窝召开滇西地委扩大会议,分析“九·九整肃”后云南和滇西地区的形势,研究制定滇西人民自卫团反清剿行动计划。会议在全面分析了云南及滇西的形势后,确定了滇西人民自卫团反清剿斗争策略:坚决不同敌人死打硬拼,发挥我之所长,以打小仗、打巧仗,积小胜为大胜的原则,积极打击敌人。 

9月10日,陈家震在祥云鹿窝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宣布滇桂黔边区党委关于撤销滇西人民自卫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的决定。由于滇西人民自卫团忙于战斗,部队未能及时改编,直到12月25日,才集中在祥云下庄街整编,正式使用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的番号,李鉴洲为司令员,陈家震为政委,张天祥为副司令员,左蕴章为参谋长,金重为政治部主任,普兆三为后勤处长。支队辖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3 个团和1个文工团、1个警卫营、1个侦察连、1个武工队,共3000余人。部队整编后,副司令员张天祥率三十七团到永仁金沙江渡口布防,阻止国民党贺国光残部渡江西窜逃缅,配合野战军全歼云南残敌;三十八团到景东、云县、顺宁等县支援和保卫地方接管旧政权。  10月,卢汉派26军193师师长石补天率两个团及陇文生的保一旅,以追堵边纵西进部队为名,对滇西革命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敌193师两个团和保四团,184师一部和保五团分别从普棚和镇南出发,对滇西东山区根据地和南山区根据地实行清剿,企图全歼滇西人民自卫团驻东山区的一支队和驻南山区的二支队。总部得知这一情报后,果断命一支队乘夜越过滇缅公路,转移到南山,与二支队配合粉碎敌人清剿。经阴果山遭遇战和燕子窝、野猪河阻击战,滇西人民自卫团阻止了敌人对根据地的扫荡,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取得了清剿斗争的初步胜利,鼓舞了士气。 

 10月16日,滇西人民自卫团司令员李鉴洲、政委陈家震、副司令员张天祥等领导在鸡关山开会,进一步研究部署滇西地区的反清剿斗争。会议在全面研究滇西地区的形势后决定:一是将滇西人民自卫团政工队全部留在根据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动员群众,组织民兵,保卫家乡,支援前线。二是派何以中为总部代表到二支队加强领导,二支队和一支队二大队留在南山,保卫总部,相继歼敌。三是主力离开根据地到外线作战,配合兄弟部队开展反清剿斗争。鸡关山会议结束后,滇西人民自卫团抓住滇西地区敌正规军全部出击追堵边纵西进部队,滇西地区敌兵力空虚的有利时机,主动在东线、西线和南线展开攻击,取得了较大的胜利。  在东线,张天祥率领南海大队、北海武工队和东海武工队,于11月31日攻克牟定县城,守城常备中队全部被俘,缴获机枪1挺、步枪200余支、子弹21驮。接着张天祥回师西进,于11月27日攻克盐丰县城,并重返南山区与二大队汇合,直插楚雄与镇南交界地,火烧了滇缅公路的牛凤龙大桥,为阻敌西逃奠定了基础。  在西线,三支队主力突袭弥渡红岩,消灭弥渡守备总队1个大队,俘获大队参谋长及官兵106人,缴获步枪50余支,骡马46匹。与此同时,何以中、普之宝率二支队开往弥渡苴力,在三支队二、三大队的配合下,于11月19日攻克并解放了弥渡县城,俘敌官兵138人,缴获机枪5挺、长短枪100余支、骡马20余匹。弥渡县城解放后,何以中、普之宝派人到祥云县城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于11月21日,解放了祥云县城。  在南线,张灼生率四支队到景东与三支队汇合,在金重的指挥下,与边纵九支队42团一部配合,夹击景东梁星楼部,解放了景东县城。

 12月7日,敌184师一部携带家属向西逃窜,滇西人民自卫团一支队二大队在龙箐梁子阻敌西逃,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敌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退回镇南县城。龙箐梁子阻击战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对滇西革命根据地的清剿彻底破产,同时为云南全境解放扫清了障碍。

12月9日,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12月中旬,滇西人民自卫团集中在祥云县下庄街整编。12月25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第八支队正式成立。 1950年4月,边纵第八支队与四兵团十四军先遣部队在楚雄会师,边纵第八支队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团及边纵暂编总队等,统一改编为楚雄军分区主力团,同时抽调730余名干部战士组建楚雄各县公安队。至此,边纵八支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广大干部战士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程。  边纵八支队是按照党的建军思想和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人民武装,这支队伍在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创建,在反蒋统一战线和游击根据地的巩固中不断发展壮大,它经历了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的洗礼和考验,为云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自1949年1月12日在祥云大仓建立第一支武装起,至1950年4月改编为云南省楚雄军分区主力团为止,边纵八支队在滇西地区战斗了一年零三个月。它从创建初期仅有40余人的武工队,发展到拥有3个团共3000余人的正规部队,活动遍及滇西16 个县。在22次较大的战斗中,攻克过弥渡、盐丰、牟定、祥云、景东等5座县城,击毙和俘虏敌官兵千余人(包括地霸土匪武装),缴获机枪12挺,冲锋枪、卡宾枪及各种步枪900余支,子弹近10万发。它领导滇西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对策应滇东南的武装斗争,与边纵七支队和西进部队配合,截断国民党企图西逃之路,最后配合解放大军全歼云南残敌,为解放云南全境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革 命 英 烈中央红军过楚雄后,在中共云南省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楚雄党小组、党支部相继成立。

红二、六军团离开楚雄不久,便爆发了由共产党员、楚雄县常备队分队长陈世昌领导的三街武装暴动。陈世昌在红二军团攻打楚雄城时,按中共楚雄地下党支部的决定,率队让道撤离雁塔山阵地让红军进城。此举引起了国民党当局对陈世昌的怀疑。1936年10月,陈世昌联络了他的十二个“把兄弟”,以“团防督练处军官”的名义,持十响枪一支,马刀一把,借口到楚雄哨区搜查红军流失人员,组织武装暴动,一举夺取楚雄三街六区区公所步枪9支。三街夺枪后,起义人员转移至易门与峨山接壤的宝石村、铜厂一带活动,打击敌人,发展武装力量,宣传“打富济贫,除暴安民”,受到各族群众欢迎。不久,队伍发展到150余人枪,成立了以陈世昌为大队长,杨家贵为副大队长的“楚易峨双游击大队”。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最多时达五百余人,活跃于楚(雄)、双(柏)、峨(山)、易(门)广大山区,打击了这些地方的反动统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派重兵协同地方团队进行围剿,并悬赏大洋壹千元捉拿陈世昌。在敌人重兵围剿下,游击队坚持了一年半艰苦卓绝的斗争,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了。但是,游击队打富济贫,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受到当地各族群众的广泛赞誉。 

 1943年,陈海从云大附中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同年到昭通中学任教,194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在南箐中学任教,在昆明“七·一五”爱国学生运动中被国民党军警囚禁。营救出狱后,省工委派陈海到滇西地区开展工作。9月,陈海到镇南县(今南华县)一街阿脑做争取和改造张尚岳“联防总队”的工作。他深入到贫苦群众中宣传“反三征”(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组织“农抗会”,在“联防总队”玉屏中队中发展农抗会员。后来,中队长张开宇率部40余人参加了边纵八支队。12月,中共滇西工委派陈海到楚雄哨区开辟工作,加强对“三抗”联防总队的领导。1949年3月,陈海当选为联防总队指导员。4月19日,为庆祝哨区“抗铲”胜利,陈海组织“三抗”队员和群众在三尖山大庙集会(后称“三尖山会议”),教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道理,指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蒋介石,人民才能翻身得解放。会后,陈海依靠“三抗”队骨干力量,深入发动群众,组织“读书会”、政工队、农抗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广泛开展革命斗争。5月,成立八哨区联合政府,陈海任主席。同时,哨区“三抗”联防总队整编为滇西人民自卫团第二支队。7月,成立中共八哨区区委,陈海任书记。10月,陈海代表滇西工委与边纵司令部“西进支队”代表何云鹄配合,争取“滇西关禄段护路总队”总队长马超群于12月8日率部起义。云南解放后,陈海任中共滇西地委候补委员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暂编总队政委。

1950年1月,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楚雄县人民政府县长。5月8日,陈海与哨区人民政府主席王金英在泥郎召开会议,布置征粮任务时,不幸被暴乱土匪抓住。5月12日被土匪杀害于三街义地岭岗,时年27岁。1946年,王金英考入云大附中读书,1947年4月加入“中国民主青年同盟”,后当选为学生自治会总务部长。1948年9月,王金英被组织派到祥云县前所镇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为“反三征”斗争作准备。1949年3月,王金英参加游击队,在滇西人民自卫团二支队金江队(政工队)做政治工作,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转移到楚雄哨区工作。1950年1月,王金英任中共楚雄县委委员、县委宣传部长,兼任哨区区委书记及区人民政府主席。当时,哨区的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地主阶级不甘心失败,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采用造谣诽谤、栽赃诬陷、“改选”夺权等卑劣手法,妄图夺回失去的政权。王金英依靠”农抗会”骨干和基层干部,团结广大群众与之进行坚决斗争。

4月,由于政府的征粮工作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哨区顿时谣言四起,阶级敌人恶毒攻击党的征粮政策,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抗粮。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王金英带领征粮干部在群众中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动员群众完成征粮任务。5月8日,王金英与县长陈海在哨区泥郎召开会议,布置征粮任务时,不幸被暴乱土匪抓住。5月12日被杀害于三街义地岭岗,时年19岁。陈海、王金英、廖新伦、孙光远、席以祥、永聪……他们是那样年轻,有的才十多岁就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一个个风华正茂,大多数都还没有结婚,还来不及品尝爱情的甜蜜。可是,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却长眠在彝州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父母亲人大部分都不知道他们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地方,不能为他们献花、扫墓,只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永远祭奠他们,永远把他们留在心中。在血雨腥风的革命战争年代,英勇的革命英烈王金英、陈海等同志为了捍卫民族独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气节,把宝贵的青春和鲜血挥洒在三街这片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追忆先辈,缅怀过去,我们将永远铭记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以感恩的心珍惜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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